应用语言学考研(应用语言学考研科目)

应用语言学考研，应用语言学考研科目

古印度语言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毋庸置疑,它不仅研究成果丰硕, 而且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。

虽然直至18世纪末, 西方人才开始全面研究梵语和古印度语言学,

但其对西方语言学后来的发展功不可没，而且对我国语言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古印度语言学中现代艺术的体现

古印度语言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语音分析、语法分析和普通语言学理论三个方面。

在语音分析方面，它比较接近现代生理语音学, 其中许多术语和观念都能直接在现代语音学中找到。

在语法分析方面，主要是对构词规则的论述。

梵语中的词分为词根和词缀两个部分, 这与古希腊、古罗马的词法研究有极大的不同, 后者把词作为最基本的语法单位,他们的研究更偏向于词类的划分。

古印度语言学也有词类的分析, 但不仅限于此, 而是进一步把词分为词根和词缀, 这对现代语言学的语法研究中的语素概念有直接的启发意义。

古印度语言学对词法的研究更加细致:不仅分析词类而且分析词的构成, 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交叉进行, 形成完整的研究系统, 是其现代意识的重要体现，其先进性及现代意识可见一斑。

古印度语言学在普通语言学理论也很发达,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和中国。

19世纪以前的欧洲虽然也探讨过关于普通语言学的问题, 但大多依附哲学，主要涉及语言的起源、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等问题。

而古代中国, 除了春秋战国时期涉及一些普通语言学方面的问题, 就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此类问题的讨论。

古印度语言学认为, 任何语言元素或成分都具有两个方面:

一方面是实际的事物;另一方面是没有表达出来的恒体。

他们共同组成词语的声音和意义。

此外, 古印度语言学还讨论语言能以有限的手段来作无限的应用这一特征，句子同其成分词之间的语义关系, 以及词与句子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等。

古印度语言学探讨的这些问题，至今仍是普通语言学讨论的对象。

由此可见, 古印度语言学家的思维具有极大的前瞻性,

他们不局限于对文本文字的研究, 更放眼于理论的高度, 试图探寻语言背后的真理。

古印度语言学现代意识的成因及影响

古印度语言学产生的确切年代虽不得而知,但最迟应是在公元前5世纪或公元前6世纪。

罗宾斯认为, 古印度早在公元前500年以前就已开始认真钻研语言学研究。

在那个时期，要想系统地形成语言学的现代意识，还得围绕着古印度的地理范围讲起。

古印度的地理范围涉及当今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孟加拉等八国领土。

此地多以山地为主, 各个区域比较分散而且相互隔绝。

北部有喜马拉雅山和兴都库什山两条山脉, 把印度与其他亚洲地区隔开;

南部主要是德干高原, 两侧分别为东西高止山, 许多河流从西高止山发源流入孟加拉湾。

这种多山多河流的地形使古印度分为若干个小区域, 相互隔绝。

各个区域都形成了自己的语言, 而且差异较大, 客观上造成了古代印度语言的多样性。

古印度长期处于分裂状态, 即使是在统一时期也是小国林立, 民族情况极其复杂。

早在公元前2500年,古印度就形成了哈拉巴文明, 这一文明主要由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创造;

公元前1500年, 操印欧语系语言的雅利安人离开南俄、中亚一带, 向欧亚大陆迁徙。

之后，随着其他民族和人种的不断迁入, 使古印度民族情况更加复杂, 直接导致多种语言或方言并存。

印度是一个宗教繁多的国家, 婆罗门教、佛教、耆那教盛行。

同时, 印度也接受诸多外来宗教, 如伊斯兰教、基督教等。

古印度语言学产生及发展时期是在列国时代, 婆罗门教一开始占主导地位, 佛教和耆那教随后产生并逐步取代婆罗门教的地位。

在全民信教的印度, 宗教观念和宗教典籍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。

众所周知, 《吠陀》是婆罗门教的经典文献, 是印度最古老的宗教经典和文学作品, 世代口头相传, 在印度一直被奉为权威, 视作圣典。

《吠陀》由梵文编写而成,传承势必要依靠梵语。

古印度人认为，诵读《吠陀》语音必须纯正无误, 如此,才能达到宗教宣传、教化人心的效果。

但现实情况却是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使用最纯正的梵语交流。

现实情况与理想要求之间的矛盾，直接推动了古印度的语音变化。

传统思想认为，只有把梵语的语音研究透彻, 才能减少人们诵读时的错误, 维护《吠陀》的神圣性。

但实用主义人士认为，古印度语言学发展的最初动力，是为理解和解释宗教典籍服务的。

双方各执己见，无奈之下，古印度爆发了一场“读对”与“读懂”的争论。

为了“读对”, 古印度人开始语音研究,为了“读懂”,他们开始语法研究。

印度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, 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必定会形成不同的世界观。

这种差异必然会使人们清晰地认识到梵语与其他语言的差异。

语音作为语言的物质外壳最容易被观察到, 或许正是这种差异推动着人们去精确地描述梵语的语音。

要知道，梵语有其自身的特点, 是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语言之一, 其形态变化极其丰富。

如一个名词有3个性、3个数、8个格, 也就是72个词形 (理论上如此, 实际上不一定齐备) ;一个动词有多至270个词形。

梵语的词形变化比现存的任何一种印欧语言都复杂, 引发高度关注。

由此可见, 一种语言本体特征也会对其研究产生重要影响。

古印度语言学对语言研究的影响

古印度语言学不仅自身取得了巨大成就, 而且每当传播到其他地区,都会给当地的语言研究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,

这进一步说明古印度语言学的科学性及其现代意识。

早在公元前, 古印度语言学就经波斯传到了古希腊, 但当时古希腊的语言研究深受哲学影响, 并没有对古印度语言学产生太多兴趣。

直至1 8世纪,学者们发现梵语与欧洲语言的亲缘关系, 古印度语言学才引起欧洲的高度重视, 并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1786年威廉·琼斯在加尔各答皇家亚洲学会上宣读题为《三周年演说》的论文, 指出古印度的梵语同希腊语、拉丁语和其他欧洲语言有亲缘关系。

这一发现使欧洲语言学家逐渐把研究视角放到了各种语言的比较上, 着力寻找它们在历史上的亲缘关系, 确立语族及语系, 使各种语言逐渐联系起来, 慢慢建立起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体系。

梵语的发现不仅促进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, 还使欧洲人逐渐了解了古印度语言学,对欧洲语言学随后的发展意义深远。

欧洲语言学家大多研究过梵语, 其中包括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—索绪尔, 其博士论文题为《论梵语绝对属格的用法》。

古印度语言学的语音分析、语法分析和普通语言学理论都可在近现代欧洲语言学中找到痕迹,这也是欧洲语言学家学习并借鉴梵语研究的结果。

古印度语言学对中国语言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语音方面。

何九盈指出:“佛教是西汉末年从印度、西域传进来的, 佛典的翻译直接促使了汉人对梵文的研究, 进而启发人们对汉语语音进行科学的分析。”

梵文是表音文字, 而汉字是表意文字,这种与汉字完全不同的文字给汉语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启发。

唐宋的等韵学与梵语密切相关。

当时的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, 不能记录汉语的语音, 受到梵语的启发, 人们开始把汉语的语音分为字母和韵母,此后各种韵书层出不穷, 极大地促进了汉语音韵学的发展。

唐代的三十六字母由守温和尚提出,由此足见通过佛经传入中国的梵语的影响。

反切法的产生也受到梵语的启发。

在反切法之前, 注音一般采用直音法, 这种方法局限性较大, 而反切法极大地减小了这种局限性。这种注音法的产生因受到梵语的启发, 才把一个字的读音分解成两部分。

可见, 中国古代音韵学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梵语的启发, 如果没有接触与汉语截然不同的梵语, 中国音韵学绝不会像现在这样繁荣发展。

古印度语言学主要针对梵语进行研究, 这给印度其他非梵语地区的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个典范。

印度中部和南部使用的语言主要是泰米尔语, 对于该语言研究主要是在梵语研究的启发下进行的。

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, 就产生了关于泰米尔语的最早的语法书之一《陀尔伽匹亚姆》。阿拉伯的语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古印度语言学的影响。

从公元1 1世纪起, 印度语言学尤其是印度的语法思想极大地影响了阿拉伯的语言研究。

结语：

古印度语言学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宝贵的财富,今天仍在现代语言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如果现代语言学研究不按部就班, 不囿于成见, 不忽视一种语言的任何细小特点, 不断开拓思路寻找新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, 语言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, 影响深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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